一、元与钦察汗国

　　1260年，忽必烈和阿里不哥各自召集“忽里勒台”大会，宣布即大汗位。从已发现的钦察汗国钱币上铸有阿里不哥之名来看，在此后的争位战争期间，钦察汗别儿哥是将阿里不哥视为大汗的，不过他并未积极支持阿里不哥，而是派遣使臣向阿里不哥和忽必烈双方劝和。

1266年，别儿哥病死，忙哥帖木儿嗣位，得到了忽必烈汗的正式册封。忽必烈多次派遣铁连出使钦察汗国，商议共同进攻海都。忙哥帖木儿本着自身的利益，出兵攻击察合台系八剌，又曾将在兵变中被叛王拘押的忽必烈子那木罕软禁起来，不予放还。1282年，脱脱蒙哥嗣位，始表示服从大汗，愿意来赴朝会，但其后并未来朝。

到了术赤后王脱脱在位期间，钦察汗国与元朝的关系重新亲善起来。由于窝阔台、察合台后王支持术赤系的东支庶王古亦鲁克侵占地盘，术赤系后王、东支主持者伯颜于年联合元朝，共同出兵攻击笃哇、察八儿。

        次年，窝阔台、察合台系也遣使向元朝皇帝求和，元朝将此通告诸藩属。

伊利汗哈儿班答在年写给法国国王腓力四世的信中说：“东起南宋之国，西抵塔剌之湖，我辈之民族皆联合为一，道路复通。1308年，海山汗遣月鲁等出使钦察汗国，册封脱脱为“宁肃王”。1312 年脱脱死后，月即别嗣位，一年后，爱育黎拔力八达汗依例遣使册封，予以承认。此后，双方经常来往。

元朝与钦察汗国在经济、文化方面的交往也十分显著。早在窝阔台时期，就设置了从哈剌和林到术赤后王拔都营帐的“站赤”。忽必烈称汗以后，这条驿道又从钦察汗国首都撒莱通到了大都。据当时往来中国的欧洲商人记载，从塔纳（今俄罗斯罗斯托夫市南）有商路通到东方的甘州、杭州等地。

钦察汗国的许多城市，如速答黑（今乌克兰辛菲罗波尔市东南）、塔纳、撒莱（今俄罗斯阿斯特拉罕市西北）、玉龙杰赤（今乌兹别克斯坦乌尔根奇市东南）等，都在当时东西方的交通线上。特别是别儿哥汗所建的撒莱，更是沟通中外经济和文化联系的“国际性”都会。

二、元与伊利汗国

　　1260年五月，蒙哥汗病逝的消息传到西方，尚在叙利亚境内作战的旭烈兀即将军事委托给大将，启程东返。不过，在他抵达桃里寺（今伊朗大不里士市）时，便不再继续前进。此后，他一直忙于巩固自己在阿母河（今阿姆河）以西的统治，特别是在与钦察汗别儿哥爆发争夺地盘的战争以后。

1264年，阿里不哥投降，忽必烈汗再次遣使询问旭烈兀关于如何处置阿里不哥及其党羽的意见，同时正式命他为从阿母河直至密昔儿（今埃及）以东土地的国王。旭烈兀立即派遣使臣来到中国，表示赞同大汗对主要问题的处理，并愿与钦察汗一起前来出席大汗召开的大会。但不久后他就死了，没能实现前来朝觐的诺言。

旭烈兀及他的继任者都自称“伊利汗”“，伊利”突厥语意为“臣属”，表示对大汗的尊重和服从。与此相符，旭烈兀以后的各代伊利汗，都以得到元朝皇帝的册封才算合法。

       为了取得当地封建主和伊斯兰教徒的支持，第六任汗合赞宣布他自己及境内的蒙古人都改信伊斯兰教。他即位和改信教之事，都得到了铁穆耳汗的承认和赞同。

1304年，由于窝阔台、察合台系诸王求和，历时余年的宗室内战暂告结束。铁穆耳将此令诏告各个汗国，当元使者到达伊利汗国的时候，合赞已死，其弟合儿班答即位。这位伊利汗在1305年写信给法国国王腓力四世，转告成吉思汗后裔已经和好，东西道路复通，信末赫然盖着汉字篆书“真命皇帝和顺万夷之宝”的印章。

元朝与伊利汗国密切的政治关系，为当时中国与伊朗及阿拉伯各地经济、文化的交流提供了有利条件。旭烈兀西征时，从中国带去了不少精通火药武器的工匠和精通天文历数的学者，这些人为东方科学技术的西传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元朝的“钞法”、“驿站”、‘“牌符”制度，都曾经在今阿姆河以西地区实行过。

三、元与亚非各国的关系

　　1.高丽

         1218年，蒙古军为追击自立的契丹人进入鸭绿江东，高丽与蒙古结盟，两国将领结为“兄弟”。高丽方面答应每年向蒙古纳贡。1225年，蒙古使臣著古与在返国途中被人杀死，两国关系因而中断。

1231年，窝阔台汗派遣大将撒礼塔率军攻高丽。高丽国王王瞮及权臣崔瑀先向蒙古请和，继又派人杀死蒙古所委地方官员达鲁花赤72人，并迁都于沿海险要江华岛。此后，蒙古连年调兵进攻高丽，肆行杀掠。1259年，王瞮遣世子王禃入质，答应将都城迁回王京（今朝鲜开城市），蒙古统治者不再坚持国王亲朝的条件而与之议和。

1274年，娶公主为妻从而成为大汗驸马的世子王賰继任国王，元与高丽的关系有了进一步的加强。此后数任高丽国王，也都娶公主为妻，以与元皇室结为“甥舅之好”。

1280年，元为越海征伐日本，建立征东行省，高丽国王为行省右丞相。征伐之事中断以后，大汗仍以高丽国王兼有征东行省相的头衔。大德年间，元朝曾向这个实际上就是高丽国的征东行省委派官员，但两年后即撤回。至治年间，元扣留了高丽国王，计划将征东行省改为内地行省的体制，终因当地臣民反对和大汗硕德八刺早逝，而没能付诸实行。

3.日本

　　1266年，蒙元遣黑的、殷弘为使者，持诏招谕日本，这次出使因高丽国相李藏用的劝说，结果以“道远不达”复命。此后，忽必烈汗又四次派出使者前往，日本国当局或阻挠前行，或拒绝答复，因而不得要领。

1275年，都元帅忻都率领的25000 人袭对马、一岐（今日本对马、壹岐岛），进至肥前松浦、筑前博多（今日本长崎县松浦、福冈县福冈市）等地登陆。元军虽获小胜，但在日本守军的抵抗下未能深入。不久，即因遭到台风撤回。

1276年，忽必烈再派礼部侍郎杜思忠等出使，元使臣一到日本，即被镰仓幕府处死。1282年，元调集大军分两路渡海进攻日本。北路右丞忻都、洪茶丘和都元帅金方庆等率4万人，由合浦万户府出发，在侵扰对马、一岐岛后转屯鹰岛；南路右丞相阿塔海、右丞范文虎、左丞李庭等率10万人，由庆元路（今宁波）启程，经耽罗岛至鹰岛，与北路军汇合。

由于元军指挥官意见分歧，不能协调作战，元军驻鹰岛达一月之久。八月一日夜，“台风大作，波如山”，元战船多遭摧毁，“军士号呼溺死海中如麻”。留在岛上的其余军队，也大多在日本军队的攻击下被歼灭。

4.安南

　　1257年，蒙古大将征服云南各部后，即遣使者入安南“谕降”。次年初，在得知使者被扣的消息后，兀良合台率军侵入安南，占领其首都升龙（今越南河内市）。因不习惯当地的炎热气候，蒙古军仅驻了九天就班师退回。

1257年，忽必烈汗即位后，又遣孟甲等出使安南，允许其“衣冠、典礼、风俗一依本国旧制”，并表示将告诫“边将不得擅兴兵甲，侵尔疆场，乱尔人民”。安南方面也遣使报聘“，乞三年一贡”。

1283、1287年，元军两次进入安南，终因安南丛林、山地作战而退出。铁穆耳汗即位后，下令罢征安南、占城，派出使臣前往“慰谕”，安南、占城也遣使通好。从此，双方使节往来不断。

5.缅国

　　1271年，元大理等路宣慰司派乞淂脱因去缅国通使，缅国遣使者价博随来云南，地方官将其送到大都。1273年，忽必烈汗再命勘马剌失里等出使缅国，使臣们入宫见缅王，因不肯脱靴而被杀害。1277年，缅王遣大将释多罗伯率数万士卒及象骑，进犯元所属金齿部落，云南行省即遣军应援，将其击败。同年，都元帅纳速剌丁进至江头城（今缅甸实皆市东北杰沙），招降附近掸族部落。

1302年，缅国权臣掸族阿散哥也兄弟主动向大汗请罪，铁穆耳汗为罢征缅之役，承认了他们在缅国的统治权。

       1312年，阿散哥也之弟僧哥速建都邦牙，元即置宣慰司都元帅府以羁縻其国。

6.爪哇

　　1276年，掌握泉州海外贸易大权的阿拉伯旅寓商人、原南宋市舶提举使蒲寿庚，归附元朝，他归附使元继承了南宋的海舶以及经营海外贸易的经验。次年，元朝即派出大批使臣，与爪哇（今印度尼西亚爪哇）、马八儿（今印度安得拉、泰米尔纳德邦）、俱兰（今印度喀拉拉邦）等国建立了联系。

元与爪哇的关系，一度因爪哇国王葛达那加剌将元使臣孟祺黥面而变得紧张。1292年，忽必烈汗命大将史弼、亦黑迷失、高兴等率军万人远征爪哇。十二月，元军从泉州路出发，过七洲洋、万里石塘、占城而入混沌大洋，又经橄榄屿、假里马答而于勾栏山驻兵，伐木造小舟，以便能驶进爪哇国内河。

1293二月，元军到达杜并足（今印度尼西亚厨闽市），元军攻克都城答哈（今印度尼西亚谏义里市）。四月，当元将领准备携带俘虏及战利品返师时，土罕必阇耶集结了他的军队发起进攻，元军撤军。1295年，土罕必阇耶派遣使者到中国，重建了双方的友好关系。

7.非洲

　　 1301年，元廷派使者回回人麦术丁等远赴非洲东海岸，在今索马里摩加迪沙市的木骨都束购买狮、豹等物，发给路途两年费用；又遣使赴刁吉儿地采办异物，发给路途三年费用。刁吉儿可能就是今摩洛哥的丹吉尔市。

汪大渊曾附商舶出海，至数十国，回国后著书记其见闻，记载了 位于非洲东海岸今坦桑尼亚的坦噶、桑吉巴尔市一带的层拔罗国的情况：

        “国居大食之西南涯，无林，地多，田脊谷少，故多种薯以代粮食” ，“地产红 檀，紫蔗、象齿、龙涎、生金、鸭嘴、胆矾。”

摩洛哥人伊本拔图塔于1325年离开家乡丹吉尔赴麦加朝圣。访问了伊利、钦察、察合台汗国的许多地方，于1333 年到达印度。1342年，元顺帝遣使至印度，德里算端派伊本拔图塔到中国报聘，他在途中遭遇曲折，暂居于俱兰、马八、溜山（今马尔代夫）、朋加剌（今孟加拉）等地数年，而后乘船到泉州、广州，最后到达大都。

四、元与欧洲的关系

　　1.加宾尼和鲁不鲁乞

        1245年初，教皇英诺森四世在法国里昂召开宗教大会，决定派遣教士出使蒙古，四月，教士普兰诺-加宾尼等人携带教皇的信件从里昂出发。次年四月，他们在亦的勒河（今伏尔加河）畔的营帐里谒见了拔都，拔都决定让使者继续东行觐见大汗。

七月，加宾尼一行来到了哈剌和林附近的昔剌斡耳朵。八月，新登基的贵由汗接见了他们，并给教皇写了复信。十一月，加宾尼一行踏上归程，于次年秋末到达里昂向教皇复命。加宾尼回国后，即写了《蒙古史》一书作为出使的报告。

1253年，法王圣路易又遣教士鲁不鲁乞，以传教士身份去见镇戍术赤系领地西境的拔都长子撒里答，请求允许在蒙元辖境内传教。撒里答命他往见拔都，而拔都又命他往见大汗。鲁不鲁乞一行遂于同年年底到达哈剌和林以南的大汗冬营地，受到蒙哥汗的接见。次年四月，鲁不鲁乞随大汗到哈剌和林，并在此停留了两个月。其后不久，鲁不鲁乞携带大汗给法王的信件返回。大汗信件的内容和他的行程，都被载入了他所写的《东方行纪》一书。

2.马可波罗和鄂多立克

　　1260年，威尼斯商人尼哥罗与其弟马非奥从君士坦丁堡至黑海沿岸经商，又从钦察汗国的速答黑到撒莱居住了一年。1262年，兄弟俩继续东行，至不花刺，留居了三年。他们在这里遇到旭烈兀派去觐见大汗的使臣，应其邀请同去中国。

大约在1265年，他们到达了上都。据载，忽必烈汗向他们询问了欧洲的情况，决定派使臣出访罗马教廷，并委尼哥罗兄弟充副使随行。途中，使臣因病留下，他们继续西行，于1269年到达阿克，不久又从海道至罗马和威尼斯。

1271年，他们携带尼哥罗之子马可波罗，谒见新上任的教皇格里戈里十世，要求回中国复命。教皇遣两教士捎带其给大汗的复信，随尼哥罗父子叔侄三人同往东方。途中，两教士亦因病不行，而请尼哥罗等三人代将信件送到中国。他们在路上走了三年半，于1275年夏抵达上都。

马可波罗在中国居留达17年之久，在此期间，他先后奉使河南和江、浙等地，并在河南行省所属扬州路担任过地方官。1290年，当他从印度奉使归来时，适逢伊利汗阿鲁浑请婚，大汗选赐前妃同族女，求使者护送归国，马可波罗因随护送使者从泉州乘船出发，经历21个月的航行，到达忽鲁模子（今伊朗阿巴斯港市东南）。

马可波罗在完成使命之后，即起程西还，于1295年回到威尼斯。次年，他在与热那亚人的战争中被俘，在狱中，将旅行东方各国的所见所闻详细叙说，由比萨人鲁思梯切诺记录整理成书，这就是名闻遐迩的《马可波罗行纪》。不久，马可波罗被释放回到威尼斯，1324 年卒于家。

1316年，意大利教士鄂多立克出发往东方诸国旅行。他从君士坦丁堡到桃里寺（今伊朗大不里士市），继游报达（今伊拉克巴格达市）、忽鲁模子，又从该地到印度，居留多年。约于1321年继续东游，自锡兰、苏门达腊、爪哇、占城，至广州登陆，再由广州北上，经泉州、福州、杭州、建康、扬州，沿运河至大都。

他在大都居留了三年，又往内陆旅行，直到吐蕃之地。此后，鄂多立克大概走陆路回到威尼斯。1330年，他向人讲述其旅行经过以及所见闻的异事，由修士威康用通俗的拉丁文记录成书。

3.孟帖科儿维诺和马黎诺里

　　自从伊利汗国派使者出访欧洲以后，基督教廷日益相信蒙古合汗尊奉各种宗教，东方也是基督正教可以发展传的地域。

1289年，教士孟帖科教儿维诺受命从罗马出发，抵伊利汗国首都桃里寺。1291年，他与大商人彼得结伴继续东行，在马八儿停留了约半年，1293年乘船来中国，次年到达大都。不久，他获准在元首都寓居和传教，再后又被罗马教廷任命为汗八里及东方总主教。1328年，孟帖科儿维诺病逝于大都。

1336年，元顺帝委派在中国的欧洲人安德鲁-威廉及阿速人脱孩等为使，前往教廷，敦请教皇尽快选派才高德隆之士前来主持东方的教事。

        1338年，使者到达阿维尼翁，教皇本笃十二世隆重款待使者，使之游历各地，并派佛罗伦萨人马黎诺里等为特使，率领一个50人的庞大使团，出使中国。

马黎诺里一行于同年年底至意大利那颇利城，会同元朝来使，先抵钦察汗国首都撒莱，继循陆道东行，经阿力麻里（今新疆水定县西北）、哈密力（今新疆哈密市）等地，于1342年抵达上都。马黎诺里献给顺帝一匹西洋骏马，顺帝大喜，命在廷文人赋诗作画，称为“天马” 。马黎诺里等人得到了隆重的接待，在大都住了三四年，于1346年南行至泉州，乘船回国，1353年返抵阿维尼翁复命。

五、郑和下西洋

　　明朝初年推行官方朝贡贸易政策，设置机构加强对海上贸易的控制。

        洪武时，在太仓黄渡（今江苏太仓浏河镇）设置了市舶司，置提举官，洪武三年，鉴于黄渡市舶司离京师太近，被罢。不久，明朝设立宁波、泉州、广州三个市舶司，分别处理与日本、琉球及占城、暹罗和西洋各国的贸易事务。

洪武七年，该三司又被废除，明朝对朝贡贸易采取勘合贸易形式，限定日本10年为期，人数为200名 ，贡船为2艘，并且由明朝预先发给贸易勘合200道（日字100道，本字100道），每道两扇，一扇交由明朝内府收管。贡船到时，地方官对比检验，验明无误，奏闻京师，领取勘合，同时检验贡品，加以封识。等朝廷的勘合到后，派员陪同贡使入京。

后来明朝大臣胡惟庸私通日本、蒙古案发，朱元璋下令民间禁用“番香”、“番货”，连有限的中外贸易也几乎陷于停顿。到洪武末年，与中国 保持朝贡贸易的只剩下安南、占城、真腊、暹罗、琉球等寥寥数国了。

成祖朱棣采取了相对宽容的政策，恢复了市舶司。永乐三年（1405），“以诸番贡使益多，乃置驿于福建、浙江、广东三市舶司以馆之，福建曰来远，浙江曰安远，广东曰怀远”。三年后，又设置交趾云屯市舶提举司，负责接待西南诸国朝贡者。成祖试图通过“怀柔远人”的办法，实现“万国来朝”，“四夷咸服”的天朝目标。

“诸番国遣使来朝，一皆遇之以诚，其以土物来市易者，悉听其便。或有不知避忌而误干宪条，皆宽宥之，以怀远人。今四海一家，正当广示无外，诸国有输诚来贡者，尔其谕之，使明知朕意。”

“远夷跋涉万里而来，暂尔货求利，难与商贾而论，听其贸易，勿征其税”，对于番人带来的私货同样免税，“凡海外诸国人贡，有附私物者，悉蠲其税”。朱棣更认为，“商税者，国家所以抑逐末利之民，岂以为利。今夷人慕义远来，乃欲侵其利，所得几何，而亏辱大体万方矣” ，甚至“远人慕义入贡，不必计物优劣，听其自贡” 。

郑和下西洋是朝贡贸易的反向形式，目的在树立宗主国地位，厚往薄来，宣扬明朝德威。

明朝海禁，商民势必起而反抗，他们或“连结为乱”，或“潜踪海外”，或“连结远夷，向导以入”，冲击明王朝的海上防线，抵拒政府的海禁政策，郑和下西洋即包含着安抚、劝谕乃至平复的目的。还在建文帝时，礼部即下达禁约，沿海居民私自下番，诱引“蛮夷为盗”，有伤良民，不问官民之家，但系番货番香等物，不许存留贩卖，其见有限三个月销尽，三个月外仍存留贩卖者，治以重罪。

永乐帝即位诏书宣布“：缘海军民人等，近年以来往往私自下番，交通外国，今后不许，所司一遵洪武例禁治。”这一做法无疑是想由政府来统揽海外贸易事务。

“闽地斥卤硗瘠，田不供食，以海为生，以津舶为家者十而九也”，他们“往往交通外番，私易货物”，进行走私活动。如苏门答腊的旧港是触犯海禁、逃亡海外的中国商人避难之所，“累年广东、福建军民从之者至数千人，推（梁）道明为首”。

永乐年间，福州商人赴满剌加贸易者有阮、芮、樊、郝等姓，有的在当地侨居、娶妻生子。“使臣有还自东南夷者，言诸番夷多遁居海岛，中国军民无赖者潜与相结为寇。”永乐三年，特遣使诏谕旧港梁道明等人。然而利之所在，生业攸关，私置海舟越禁出海仍不能控制。

为了向外拓展贸易，永乐帝采取了“双管齐下”之策，一方面恢复市舶司，设立驿馆，以示招徕；一方面遣使宣慰，派出武装船队访问，远出经营。

　　 “西洋”，是指明朝以自身为中心，并以婆罗洲文莱为界，泛指苏门答腊岛以西的北印度洋及其沿海地区，包括南亚孟加拉湾沿岸、印度、阿拉伯半岛和非洲北部沿岸诸国。

郑和下西洋达到了宣扬德威和肃清海洋通道的目的。时常劫掠客商的旧港梁道明、南海陈祖义等被制伏，明廷于旧港设宣慰司，以施进卿为宣慰使。第三次出使时，明朝船队扫除了锡兰山国王亚烈苦奈儿的骚扰。永乐十三年第四次出使，又擒获了苏门答腊的伪王，由是海道畅通。

沿着郑和开辟的海路，在永乐间，亚非国家使节来华318次，平均每年15次。文莱、满剌加、苏禄、古麻剌朗四国先后有七位国王亲自率团前来，最多一次有18个国家朝贡使团同时来华。而从永乐到宣德间，外国使团来华共达400多次，每次来访使团，最少的也有六七十人，多的达五六百人，当时中国还曾接待过1200 多人组成的使团。

郑和在满剌加建仓廒，作为航行的补给和运输的中继，郑和使团七次出使有五次都在满剌加停留。时至今日，马六甲当地还保留有郑和船队当年的遗迹、遗物，流传着许多轶事传说。另外，还有三位国王访华期间病逝，留下遗嘱托葬于中国，明朝都按照君主的待遇一一厚葬。在佛教之国锡兰山，郑和举行过两次佛教活动，为友好的交往打下了基础。

郑和下西洋，其经济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第一次出使回来，成祖“大悦，爵赏有加”，扩大造船厂规模，大量建造“宝船”，延续下西洋之举。郑和等率领庞大舰队七下西洋，以铜钱、锦绮、绢缎、樟脑、瓷器等物，易取所到 之地的香料宝货，“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

对于朝贡使者，明朝让他们到京城向皇帝献上贡物后，可将其带来的货物在“会同馆”开市出售，除了兵器、铁器、史书等违禁物外，百姓都可以与之交易。贡使留在各口岸的货物，要先进行抽分（即征收实物税），然后由官府收购，在其所设立的牙行里与民交易。

巨大的利益令海外各国对朝贡贸易趋之若鹜，如宁波一口，朝廷规定只对日本贸易，但实际上葡萄牙人也从此地入境，当地修建了迎宾馆、嘉宾堂等馆舍接待国外使者，聚集在宁波的葡萄牙商人越来越多，还成立了商人组织。

在朝贡贸易中，得利多的是各国贡使和经手海外贸易的明朝贪官，百姓并没有在官方控制的交易中得到多少好处，反而要承担额外的劳役。到明仁宗时，决定罢造海船，保存国力。

六、沿海抗倭

　　明初朱元璋曾一度与日本建立邦交关系，但此时日本已进入南北朝分裂时期，天皇被大权在握的幕府将军所控制，幕府以下的“大名”则各自割据一方，互相攻战，在战争中失利的南朝大名开始组织武士、浪人和商人到中国沿海地区贸易，甚至进行抢劫，形成了时人所称的“倭寇”之患。

洪武十七年（1384），明太祖命信国公汤和巡视海上，在山东、江南、江北、浙东、浙西等海防要地，筑城列寨，建立永久性防御工事。洪武二十年，又命江夏侯周德兴往福建，“筑海上十六城，籍民为” 。永乐年间，明成祖命沿海守军伺机进击，剿捕海寇。永乐十九年（1421），倭寇大举进犯辽东沿海，总兵刘荣（即刘江）于辽东望海埚设下埋伏，“生擒数百，斩首千余”。

15世纪后期，日本再度进入藩侯混战时期，众多藩侯争相与中国通商，力求压制对手，屈居下风的一方往往以抢劫来抵消出使的损失。到嘉靖二年（1523）五月，日本各藩侯的贡使又因入贡资格问题发生争斗。“左京兆大夫内艺兴遣僧宗设，右京兆大夫高贡遣僧瑞佐及宋素卿先后至宁波”，谋求进贡。

当时明朝市舶司规定，接待贡使以入贡的时间先后为序，宗设在先，而瑞佐与宋素卿贿赂市舶司太监，结果“先阅瑞佐货，宴又坐宗设上”，宗设不平，遂与瑞佐相仇杀。市舶司太监“阴助瑞佐，授之兵器，而宗设众强，拒杀不已”，追瑞佐等至绍兴城，并沿途大掠，杀死明军将领多人，“浙中大震，宗设负固据海嶴…倭自是有轻中国心矣”。

但明朝的一些官员，如夏言等认为“倭患起于市舶”，于是罢市舶，绝日本贡使。日本便转向勾结沿海的豪族巨商，内地商民亦因海禁而“勾倭人及佛郎机诸国入互市” ，在沿海各地肆行劫掠，倭患迅速蔓延至东南数省。

嘉靖二十六年七月，明朝政府任命右副都御史朱纨为浙江巡抚，提督浙闽海防军务。朱纨到任后，严厉推行海禁。他认为，沿海倭患严重的根源主要不在倭寇本身，更在于闽、浙大姓与海寇的相互勾结。因此，他一方面加强海防，夜练兵甲，加紧军事训练；另一方面“革渡船，严保甲，搜捕奸民”，力图切断内地与海寇的交通渠道，捕杀了通倭的富豪奸商及海盗头领许栋、李光头等90 余人。

当时在沿海尤其是福建，“资衣食于海，骤失重利，虽士大夫家亦不便也”。闽、浙豪绅地主指使在朝的本籍官员，“劾纨擅杀”，朱纨被“落职按问”，最后自杀。朱纨生前曾感叹道：“去外国盗易，去中国盗难，去中国濒海之盗尤易，去中国衣冠之盗尤难。” 在东南沿海地区，富豪阶层几乎垄断了海上之利，构成了当时中国海洋经济发展的主体，尽管他们采取了非法的途径。

朱纨死后，“罢巡视大臣不设，中外摇手不敢言海禁事……海寇大作”。嘉靖三十一年，明朝政府被迫复设巡视重臣，以佥都御史王忬提督军务，“经略闽浙地方”。

当时“真倭”不过十之二三，而内地从者占了十之六七，他们熟悉情况，令明军和各地居民不胜其扰，苦不堪言。王忬就任后组织抗倭，任用参将俞大猷、汤克宽在温州、昌国卫等处击退过倭寇，但没有抑制倭寇的继续侵扰，王忬为言官所劾，改任大同巡抚。

嘉靖三十三年五月，明朝任命南京兵部尚书张经总督东南诸省军务，“便宜行事”，并征调“两广土兵听用”。三十四年年初，倭寇复大举进犯，杭州被围，张经认为明军准备尚未充足，不与速战。这时，首辅严嵩的亲信工部侍郎赵文华“以祭海至”， 敦促张经进兵出击，“经守便宜不听”，赵文华遂通过严嵩密疏弹劾张经。

三月至四月间，张经征调的广西、湖广土兵到达前线，张经立即命令俞大猷等合力进击，大败倭寇于浙江嘉兴的王江泾，“斩贼首一千九百余级，焚溺死者甚众，自军兴以来称战功第一”。张经却因严嵩等的诬陷，“沦死系狱……天下冤之。严嵩把王江泾大捷之功记在亲信赵文华和胡宗宪身上，遂升胡宗宪为浙江巡抚，总督东南军务。

宗宪为人依势附炎，但于嘉靖三十五年至三十六年间，设计诱杀了当时为祸最烈的寇首徐海、陈东、叶麻、汪直及日本大隅岛主之弟辛五郎等，倭寇的凶焰有所减杀。然而因胡宗宪玩弄权术，于嘉靖三十七年把剿倭得力的将领俞大猷弹劾逮问，结果倭寇复大至，“江北、福建、广东皆中倭”。

戚继光“世登州卫指挥佥事……嘉靖中嗣职”，备倭山东，不久改佥浙江都司，充参将。戚继光来浙后，为了克服“卫所军不习战”的弱点，向浙直总督胡宗宪提出组织新军的建议，时“金华、义乌俗称剽悍，请召募三千人，教以击刺法，长短兵选用，由是继光一军特精”，号为“戚家军。特别是他注意到倭寇的倭刀、长枪、重矢等武器的特点，创造了新的战阵法“鸳鸯阵”，使持有各种武器的士兵协同作战，各尽其长，提高了作战能力。

嘉靖四十年，倭寇大掠浙东，戚继光率军大败敌于宁海龙山。倭寇转掠台州，“戚家军”紧追不舍，“先后九战皆捷”。同时，总兵官卢镗和参将牛天赐亦破倭寇于宁波、温州，浙东遂告平定。

　　　次年，倭寇大举进犯福建，戚继光率部入闽作战，大败之。

嘉靖四十二年四月，戚继光再度率军人闽，这时俞大猷已复职，于是巡抚谭纶令戚军为中军，刘显部为左翼，俞大猷部为右翼，“合攻贼于平海”，其后又不断在福建各地击败倭寇余党，福建倭寇之患宣告平定。

闽、浙倭寇平定后，其余部集结于广东。俞大猷率“俞家军”先击败潮州诸倭，又剿灭海盗吴平、曾一本，广东的倭患得到解除。至此，东南沿海长达数十年的抗战争结束。

倭寇被扑灭后，明朝政府逐步放弃了海禁政策。隆庆元年（1567），福建巡抚都御史涂泽民“请开海禁，准贩东西二洋……而特严禁贩倭奴者” ，当年朝廷正式开放海禁，对贸易者实行税饷制度，有条件地允许沿海人民从事海上贸易活动。这就使明中叶发展起来的私人海上贸易取得了合法的地位。

七、抗倭援朝

　　万历二十年五月，丰臣秀吉发动水陆军队20万人，“率舟师通釜山镇，潜度临津”，进入朝鲜。连陷汉城、开城、平壤三郡，李昖放弃京城北奔义州，“是时倭已入王京（汉城），毁坟墓，劫王子、陪臣，剽府库，八道几尽没，且旦暮渡鸭绿江”。朝鲜国王连连派遣使臣到明朝请求援助，“请援之使络绎于道”。

明朝先派游击史儒、副总兵祖承训率兵5000人入朝应援。由于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地理不熟，兵力过少，不久史儒战死平壤，祖承训仅以身免。同年八月，明朝决定派“兵部侍郎宋应昌为经略、都督李如松为提督”，统兵进援朝鲜。十二月，李如松率兵马4万余人渡鸭绿江到达平壤。次年正月，明军向平壤发动进攻，日军大溃，退守王京汉城。“所失黄海、平安、京畿、江原四道并复” 。

万历二十年八月，明兵部尚书石星派嘉兴人沈惟敬到平壤前线会见日军将领小西行长，达成以大同江为界分割朝鲜的媾和协议。媾和之举使日本赢得了战场上的主动权。在明军冒进逼近王京时，陷入了日本在王京城外碧蹄馆布下的包围，好在退却及时，撤退途中焚烧了日军的仓库，“倭遂乏食”。

此时，日军再次设下避战媾和的圈套，打起了“封贡之议”的旗号，明兵部给事中张辅之、辽东都御史赵燿等“皆言款贡不可轻受”，他们看穿了日军即使在议和期间，仍“随犯咸安、晋州，逼金罗，声复汉江以南”。但朝中大臣却“一意主款”，沈惟敬与日军谈判，不但对日方“悖谩无礼”不予反击，反而“不云和亲，辄曰乞降” 。结果 于万历二十二年九月，明朝与侵朝日军签订了第一次停战和约，明军大部撤回。

万历二十五年二月，日军又大举侵朝，明朝于仓促之中命兵部尚书邢玠总督蓟、辽，麻贵为备倭大将军，再次派兵援朝，并授予邢玠八字密旨：“阳战阴和，阳剿阴抚”，其结果是战，与和两不成功。八月，日军进围南原，王京再次受到威胁，明备倭大将军麻贵打算“退守鸭绿江”，幸兵部尚书邢玠亲赴王京前线，“人心始定”。双方在王京、庆州、蔚山一带展开了拉锯战，互有胜败，形成对峙局面。

万历二十六年，邢玠增募江南水师，援兵先后到达前线。明军分四路向日军发动进攻，战局稍有利于明军，但明军付出了很大牺牲。丰臣秀吉已于七月九日病死于伏见（桃山）城，日军动摇，十一月日军将领加藤清正“发舟先走”，其他各部亦纷纷撤退下海。中朝两国军队乘机全面进攻，“麻贵遂入岛山、酉浦，刘廷攻夺曳桥”，明朝水军将领陈璘、邓子龙与朝鲜将领李舜臣督水军，在东南露梁海面出击撤退的日军，日军溃败。

“自倭乱朝鲜七载，丧师数十万，糜饷数百万，中朝与属国迄无胜算。”（《明史》卷322《日本传》）

八、中俄边界与东正教布道团

　　 1630年代，俄国势力就逼近中国的东北边境。明崇祯九年（1636），他们已跨越外兴安岭侵入中国国境，达斡尔族人与之展开了长期的斗争。

清顺治十年（1653），清廷设立宁古塔昂邦章京，以抗击俄国入侵，保卫边境安宁。到顺治十七年，清军基本上肃清了黑龙江（石勒喀河）下游俄国斯捷潘诺夫部队，但处于黑龙江上游的尼布楚城仍为入侵所占据。俄军于康熙四年（1665）在尼布楚和雅克萨建筑寨堡。

俄方不断派使节来清廷提出无理要求，康熙九年俄使米洛瓦诺夫竟要求康熙皇帝向沙皇称臣纳贡，康熙十五年俄政府又派尼果赖使团来北京，要求清政府每年运送万斤银子和大批丝绸、宝物到俄国去，根本不把清廷关于通过谈判解决两国边界的建议放在眼里。

俄趁中国发生“三藩之乱”，尼果赖命令尼布楚的俄军“在额尔古纳河或海拉尔河上建立一个城堡，那末在尼布楚和嫩江之间的居 民就可以臣服于俄国” 。同年，俄国大批枪炮运到尼布楚和雅克萨，俄军 分路向中国内地推进。康熙十五年至二十一年，俄军到达黑龙江的各条支流，建立寨堡，强征贡税，迫害中国的各族居民。

清政府曾不断交涉和警告，俄军置若罔闻，清政府开始准备自卫反击。康熙皇帝发动这场自卫反击的基点是逼使俄国谈判，康熙二十一年即平定三藩的第二年，康熙亲自来到松花江一带察看形势，二十二年调集了在山东、山西、河南的福建藤牌兵400余人，与当地的达斡尔军队协同，对抗俄国侵略军。

清军在黑龙江东岸古城瑷珲的废墟上建立城堡，设将军驻守，萨布素任第一任黑龙江将军。同时推行寓兵于农的政策，把农业生产扩大到达斡尔、索伦族地区，并从附近地区调集粮食，疏通航道，又在乌喇至瑷珲之间开辟1340里的新驿道，共设置19个驿站。

康熙二十二年三月，萨布素部下索伦族军官博克率领前锋部分，进至精奇里江口，包围了从雅克萨窜来的66名俄军，迫使其投降，附近据点的俄军慑于清军威势，也纷纷缴械投降。清军与当地人民迅速拔除了俄军的许多据点，收复了大片国土。

康熙帝的策略是“先礼后兵”，在大军向雅克萨进发之前，康熙帝直接给沙皇写信，希望沙皇“迅速撤回雅克萨之罗刹，以雅库等地为界居住。朕即令征讨之大兵停止前进。如此则边界地方可得安宁，而无侵扰之忧，互相贸易遣使，和睦相处”。但俄军不接受罢战建议，反而继续增兵。

康熙二十四年，六月二十四日，清军包围雅克萨。二十五日，有一队俄军从黑龙江顺流而下，企图冲进雅克萨，被清军拦截，俄军死伤40余人。接着，清军架设大炮，向雅克萨猛烈轰击城内，俄军伤亡严重。清军又多次将劝降信射入城中，俄军首领托尔布津竖起了降旗，清军准许多名俄军撤出雅克萨。第一次雅克萨战争以俄军的投降而告终。

康熙二十五年三月，康熙再次警告了俄国。七月，萨布素奉命率清军2000人进抵雅克萨，先释放俄俘鄂克索木果，令他带信入城劝降。在雅克萨据点里的俄军共800余人，清军采取了筑垒挖壕的办法将他们围困，俄军死亡人数不断增加，最后只剩下66 人。在这样的背景下，清政府仍努力争取与俄国谈判。康熙二十六年，清军再次撤回瑷珲，甚至还给雅克萨的残余俄军送去粮食。

俄方派出了以戈洛文为首的谈判使团，但提出了苛刻要求，并再度以武力相威胁。此时俄国正与土耳其作战，戈洛文使团故意拖延与清的谈判，还策动喀尔喀蒙古与之联合，但其阴谋未能得逞。

康熙二十七年，清政府派出以领侍卫内大臣索额图和都统佟国纲为首的谈判使团，取道蒙古，前往楚库柏兴。临行时，康熙表明了收复失地的决心，他说“：尼布潮（楚）、雅克萨、黑龙江上下，及通此江之一河一溪，皆我所 索额图使属之地，不可少弃之于鄂罗斯。”索额图使团走到蒙古地区，正碰上噶尔丹的进攻，喀尔喀各部南逃，使团北上的道路被堵塞，索额图使团不得不折回北京。

康熙二十八年六月，索额图使团再次出发，谈判地点改在尼布楚。清政府此时需要集中力量清扫掉噶尔丹叛乱势力，准备对俄罗斯作出让步，康熙帝指示索额图等人：“今以尼布潮（楚）为界，则鄂罗斯遣使贸易，无栖托之所，势难相通。尔等初议时，仍当以尼布潮为界，彼使者若恳求尼布潮，可即以额尔古纳为界。”

七月二十日，中俄双方正式签订了《尼布楚条约》，包括中俄东段边界划分、越界和逃亡者的处理、中俄往来贸易的规定等内容。条约规定，以格尔必齐河、石大兴安岭（即外兴安岭）和额尔古纳河为两国的分界线，外兴安岭和乌第河之间的地区暂行存放，留待后议。

清政府在领土方面作出了重大让步，将尼布楚及其以西直至贝加尔湖原属中国的领土让给了俄国，以换取俄军撤出雅克萨，条约中规定了俄国在雅克萨和额尔古纳河南岸的据点全部拆迁。

雍正五年（1727）和六年，中俄签订了《布连斯奇条约》和《恰克图条约》，划定中俄边界以恰克图和鄂尔怀图山之间的鄂博作为起点，东至额尔古纳河，西至沙毕纳伊岭（即沙宾达巴哈），以南归中国，以北归俄国，重申“乌第河及该处其他河流既不能议，仍保留原状”。

俄商每三年可来北京一次，人数不得超过200名，还可以在尼布楚、恰克图通商。俄国可以派东正教教士三人来北京，同时中国方面接受俄国学生来北京学习中文。俄国在与中国的一次次谈判中，获得了更多的利益。

《恰克图条约》给予俄国向北京派遣教士的权利，他们在东江米巷（东交民巷）建立了圣玛利亚教堂，俗称南馆或南堂。南馆的东正教布道团由俄国外交部管辖，定期轮换，清政府负担其部分生活费用，沙俄政府给予优厚津贴，布道团还接受俄国商队的资助。从康熙五十四年俄国东正教驻北京布道团建立起，布道团人员就着手窃取中国各方面的情报。

嘉庆二十三年（1818），沙皇政府给在中国的东正教会下达训令：“今后的主要任务不是宗教活动，而是对中国的经济和文化进行全面研究，并应及时向俄国外交部报告中国政治生活的重大事件。”

19世纪中叶以前，外国在北京尚无外交机构和外交代表，俄国东正教会布道团是常驻北京的仅有的外国团体。后来，俄国西西伯利亚军区参谋长巴布科夫这样说：“设立这个布道团是我国外交政策事务中的一项重要措施”，“我国政府从这个来源可以获得关于中国的最确实和最新的材料”。

咸丰十年（1860），俄国在北京设立公使馆，布道团改组，归其宗教事务部管辖，俄国东正教驻北京布道团的前期活动告一段落。

九、鸦片战争前的清朝的闭关自守

　　1600年，英国殖建立东印度公司，以垄断东方贸易。接着，英国又对阿富汗、波斯、缅甸、印尼等国进行侵略渗透。

　　1637年，英国兵舰四艘驶抵中国广东，不顾明朝政府的禁令，竟然闯入珠江，炮击并占领虎门炮台，中国军民坚决抵抗，击退侵略军。

1793年，英国以祝贺乾隆皇帝八十寿辰为名，派遣马戛尔尼率使团来华，提出开放宁波、舟山、天津等地为商埠，割让舟山附近的岛屿与广州附近的地方，减轻税率等侵略要求，遭到清政府的拒绝。此后，英国兵船多次侵扰我国东南沿海。

1825年，英国爆发了第一次经济危机，为了摆脱危机，英国殖民者进一步推行扩张侵略政策。1832年，英船“阿美士德”号窜到中国沿海测量港湾航道，调查港口情况，并绘制地图。1836年，英国政府代表、驻华商务监督义律扬言要用武力对付中国。

1640年，法国开始对华贸易活动，在打开商品市场的同时，特别重视利用宗教作为侵略工具。1660年，法国成立了中国公司，随后不断派遣天主教传教士来华。19世纪30年代后，法国加紧了向外扩张势力。

1784年，美国开始与中国通商，其对华贸易虽较晚，但发展很快，商船数由1789年的15艘增至1832年的62艘，1835年，美国组织东印度洋舰队，执行其对远东的“炮舰政策”。

面对西方殖民者的东来，清王朝仍照旧持“天朝”统驭“四夷”的政策。乾隆皇帝认为，“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瓷器、丝斤，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是以加以体恤，在澳门开设洋行，俾得日用有资，并沾余润。”

乾隆皇在拒绝英国关于扩大通商要求的同时，又一再宣扬“天朝加惠远人，抚育四夷”，“天朝统驭万国，一视同仁”，“朕于入贡各邦，诚心向化者，无不加以体恤，用示怀柔”，“尔国王当仰体朕心，永远遵奉，共享太平之福” 。

原先，康熙皇帝与西方传教士的关系，就经历了从和睦到交恶的转变，康熙晚年制定了禁航南洋政策。从康熙二十四年到乾隆二十二年还开放上海、宁波、漳州和广州四口，而乾隆二十二年到道光二十二年则变成了广州一口的通商。

清代的海洋政策虽以“防范外夷”为目的，但其主要内容却变成限制本国人民出洋或寓居海外。例如，康熙年间弛海禁不久，即有谕旨规定：商贾船许用双桅，但梁头不得过一丈八尺，舵水人等不得过28 名。至于渔船，只能用单桅，梁头不得过一丈，舵水人不得过20名，打鱼不许越出本省境界。而且无论商船、渔船，必须报官，取具保结。

除了对船只规模和水手配备的限制外，清政府还陆续公布了很多有关携带物品的限制，如限定食米数，出洋船只按道里远近、人数多寡、停泊发货时间，每人一日准带食米一升，并带余米一升，以防风信阻滞。又如限定武器数，商船、渔船不许携带枪炮器械，往返东洋、南洋的大船携带鸟枪不得过八杆，腰刀不得过十把，弓箭不得过十副，火药不得过二十斤，后来虽然准许带炮，但每船不得过二位，火药不得过三十斤。

康熙在了解到每年出洋者有许多滞留南洋时，马上发布了南洋禁航令，不许百姓去吕宋和噶罗吧做生意，把中国与南洋的传统贸易让给了荷兰和西班牙。南洋海禁对中国东南沿海经济的破坏是惨重的，“闽、广家给人足，游手无赖亦为欲富所驱，尽入番岛，鲜有在家饥寒窃劫为非之患。既禁以后，百货不通，民生日蹙”。

在地方财政日窘的压力下，经福建、广东官员的一再奏请，清政府才于雍正五年正式解除南洋海禁。但清政府对出国的华人总是不信任，不但不加保护，而且任由外国殖民者迫害，称他们为“自弃王化”的“本应正法之人”，是“孽由自取”。这就阻遏了中国走向海洋的进程，使明代尚能领先于世界的中国航海事业逐渐衰落。

在对待外国商人方面，即使在清政府设立粤、闽、浙、江四个海关的时期，粤海关还专门由清廷内务府人员出任监督，专设洋货行，处理洋商进出货物，后来被称为“十三行制度”。乾隆二十二年，因英国通事洪任辉扩张自己的贸易区案，清政府决定只许外商在广州收泊交易，取消了其他三个海关。

两年后，时任两广总督的李侍尧呈请清廷颁布了“防范外夷规条”：禁止外商在省城过冬，外商到粤，只能寓居洋行商馆，由行商管束稽查，任何交易都要经由行商；禁止借领外商资本，严禁外商雇佣汉人役使或传递信息，外国船只收泊处，酌拨营员弹压稽查。其后，还有关于洋人妇女不得入境洋人不得坐轿等规定。

清政府的意图或在于规范外商行为，但外商已感到有辱他们的人格。这种文化的差异也是走私贸易大行其道的原因之一。而中国的官僚系统被西方殖民者的贿赂所攻破，清朝政府对洋商的限制政策逐渐变成了空头具文。直至鸦片战争之前，虽然清朝官方闭关自守，但是民间走私贸易在中国并未中断。